Bwin必赢唯一方Bwin必赢唯一方港九地区营救路线月，香港沦陷，大批文化人滞留在此。在这一艰难时期，人不惜代价、不计牺牲地从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员共计800余人。
日前，广东省惠州市政协编辑整理出版了《惠州文史辑录：香港秘密大营救在惠州史录》一书，收集了茅盾夫妇、邹韬奋等大批文化人经广东省惠州市安全北上的史料、留在当地的历史遗迹，以及当时亲历者的回忆记录，使我们今天仍可能还原这一改变中国文化图谱的历史细节。
三封电报“1942年的新年，香港的居民是带着战争的创伤，在恐怖的气氛中渡过的。”这是时任《现世界》杂志编辑胡耐秋对1942年新年的记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的高音喇叭持续在大街上广播：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街边的海报厅里贴满通令，影院里也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著名电影导演）等文化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
戈宝权（翻译家、外交家）曾在敌伪出版的报纸上看到，日本特务借用内山完造（鲁迅好友）的名义刊登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
“一天夜里，有几个伪军突然闯进来，气势汹汹地用刺刀顶着我的胸口，要搜查。我以前去过日本，会几句日本话，就用日语喝斥（呵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一听就软下来了，大概是以为我和日本人有关系，不敢贸然得罪，慌里慌张地跑了。”当时滞留香港的张友渔（现代法学家、新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事后回忆。
这些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是日军攻占上海、南京之后，在的帮助下转移到香港的。
也在寻找这些老朋友。1941年12月9日，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电，告诉办事处负责人和潘汉年：“……香港人士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东江以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如能去琼崖与东江游击队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击队的人员，即转入内地Bwin必赢唯一方，先到桂林。”
在延安的也紧急致电周恩来：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这批人士好些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
不久，、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第二次来电：“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为了完成周恩来交代的任务，、潘汉年最先想到的人是：连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华侨工委委员）和乔冠华。连贯是广东人，一直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交友甚广，尤其在华侨中有许多朋友。乔冠华与在广东驻军的赵一肩是留德同学，回国之初，乔冠华经赵一肩引荐，曾被现在同驻广东的余汉谋留在司令部工作。
即使是和平年代，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找到一个躲避起来的人，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是在日军占领香港后，兵荒马乱之下，这些文化人都各自隐蔽起来了。而且大都是没有组织分散隐蔽的，许多人进行了多次的搬迁：有的藏到已停业的舞厅里；有的住到米铺里；有的女同志当了女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刘少文和梁广负责找人。他们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柱等人，根据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找人，把他们集中到较安全的地方，等待撤退命令。《生活》周刊的编辑徐伯昕曾参加“找人”：“……刘清扬（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大姐原在九龙办了一所女子中学。港九战争爆发后她过海到香港，她还抱有壮志，想和几位外国友人共同办一份日报，后来未能实现。香港沦陷前夕，她和一个朋友不知隐居到哪里去了。伯昕辗转打听，往返奔跑，终于在西环一家小裁缝铺后面一间房子里找到她。彼此都喜出望外，她没有料想到会有人去找她帮助她，所以十分感动。”（胡耐秋《脱离险境奔赴东江游击区》）
有时候，即使是找对了地方，也不一定能立刻相见。“记得找胡绳（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她说了声‘没有这个人’，就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我悻然地走到楼底，刚要离开，忽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正是胡绳。当时情况很复杂，确实不能不这样谨慎。以后，我又在一个胡同里碰上了戈宝权，在跑马地见到了于毅夫（曾任东北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兼《反攻》半月刊总编辑），在铜锣湾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等等。”（张友渔《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日军开始进攻香港的时候，戈宝权和叶以群（曾任《抗战文艺》编委）、高汾（时任香港文艺通讯社记者兼干事）、茅盾夫妇、宋之的（著名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夫妇，都躲在一家停业舞厅的三层楼上。他们在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中，度过了15个艰苦的白昼和黑夜。“在英军投降的前夕，我们考虑到这个跳舞厅不是个能够久留的安全之地，就先搬到德辅道中的大中华旅社。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我们又分别到几个地方去借住和避难。茅盾夫妇和叶以群到了西环，我就住在皇后大道东的贫民窟里去，这是在文艺通讯社工作的陈紫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安排的地方。这时我们每天都相互保持联系，研究如何早日逃离香港的路径和办法。”（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正在文化人彷徨无计之时，“老朋友”伸出了援手：“这天上午，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代表，忽然来到我所在的九龙弥敦道国新通讯社办公室，说：‘已经约了住在九龙的人一会到这里来谈谈。’随后果然陆续到来叶以群、特伟（动画导演、编剧、画家）等文艺界的员十多人。平日颇爱说笑，这时语调沉重起来，说：‘战争已经爆发。住在九龙的人先集中到香港去，联系方便些Bwin必赢唯一方。下一步怎么办等通知。倘若被敌人抓去，希望大家做个好榜样。’说毕分散，分头回去收拾，到香港去找地方藏身。”（黎澍《香港脱险和东江游区的经历》）
占领香港后，日军立即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这是要跳出的第一道关口。他们要在3天之内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打通九龙—香港的海上交通线日凌晨，、连贯和乔冠华依次登上小船，在“东家”廖安祥（爱国商人）和“管家”李健行（东江游击队员）的陪同下，上路了。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设计闯关路线，二是实地闯关，试试路上是否安全。
这是一个流动的“大营救指挥部”。第一道关口很顺利：他们在九龙上岸，走街过巷，来到九龙旺角上海街一栋楼房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东莞周报》编辑何鼎华早已等候在这里。
他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讨论尹林平提出的设想：、乔冠华和连贯都扮成大元行的货主，以探亲和运货的名义，先到九龙北部的西贡镇。然后从那里进入“北边”的游击区，再由游击队员护送过海，经沙鱼涌（位于今深圳市龙岗区）进入惠阳游击区。
这条路线最危险的一段，是从九龙市区到西贡镇：日军立足未稳、土匪出没。为了保证安全，会议决定：从九龙到西贡由游击队秘密护送。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营救指挥部”出发了：为了文化人的安全，需要有人以身试险。
大约半小时后，“大营救指挥部”到达启德机场附近。接着往前走，顺利通过了两道日军封锁线，于中午到达西贡镇附近的昂窝村。西贡游击队队部设在这里。
这一带的海上常有海盗出没，提出：能否第二天白天再渡海？借机观察一下海上的形势。负责护送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建议马上行动，趁夜渡海。毕竟，这是要开辟一条秘密交通线：走不走得通是最重要的。
黄昏时分，蔡国梁将、乔冠华和连贯送上船，并叮嘱护航小队队长肖华奎：如遇到日军的巡逻艇，要及时回避，不可主动进攻，以免影响护航任务。
船在夜色中启航，指挥船和前卫船一前一后，飞快地向北行驶。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和周围海面的情况。顺风顺水，40来公里的航程没有出现意外，他们于凌晨3时到达沙鱼涌海域，5时左右靠岸。
尽管游击队早已对沿途做了安排，但在路上还是免不了有意外发生，这个时候，勇气往往是游击队员最后的武器。
文化人要混在难民队伍中逃出香港，首先要化装成难民：“大家都拥挤在楼上的后房里，换上了广东和香港一般市民穿着的所谓‘唐装’。每个人带了一个简单的包袱，下午就紧跟着领路的‘向导’来到难民的队伍中，沿着皇后大道东和轩尼诗道向铜锣湾前进。”“想不到的是我们在这里又见到了多日未见的邹韬奋！他取掉了眼镜，穿着一身灰法兰绒的‘唐装’，要是走在大街上，谁能立即认出这就是韬奋呢？”(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九龙以北，就是拉锯区：日本军队、军队、游击队、绿林好汉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尽管游击队早已对沿途做了安排，但在路上还是免不了有意外发生，这个时候，勇气往往是游击队员最后的武器：“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不然就要动武。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早有准备，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紧张。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对峙了一阵后，见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了。”（张友渔《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在岸上，游击队也提前做了安排：面对正规军，他们趁黑摸到日、伪军驻地营房和据点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打冷枪，剪电线，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大白天也不敢轻易出来抢劫扫荡了。除了正规军，还有土匪、、特务、汉奸和流氓地痞等各种势力，西贡镇仅土匪就有20多股。武工队首先拿一股近百人的惯匪“廉仔佬”开刀：集中两个小分队，在一个夜晚将土匪包围，密集射击，迫其缴械投降，活捉匪首，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当场枪决。
此后，一路上的“绿林好汉们”无不给武工队面子：“他们一听抗日游击队曾生司令的姓名，无不肃然起敬，对我们这批逃难人，如同对待亲人骨肉。他们之所以尊敬曾司令，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他们所尊敬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是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是游击队和游击队所代表的爱国爱民、救国救民、英勇斗争的业绩感动了他们，感染了他们，感化了他们。”（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
为了减轻游击队员的压力，文化人们在路上还自发组织站岗、监视敌人的行动：“有一次我值岗，爬上山一看，在山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由北往南的公路，见有三四个日本兵坐着一辆摩托车往南急驶，他们军服上的领章看得很清楚。我暗暗地吃惊，原来游击区就在敌人通行的大路边。山上的岗哨是日夜坚守，附近一有什么动静，山上的岗哨就能先看到。”（胡耐秋《胜利大营救》）
为了安全，游击队常常选择夜间行动，混在逃离的难民中，有时即使下雨也不敢停下：“奇怪的是这支队伍里的人尽管成千上万，可是越走越肃静，越走越整齐，已经由急走变为小步地奔跑。没有谁在喊口令，而是求生的意志在指挥着每一个人。……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穿了一双半长统的白袜子，在黑暗中像两道白光闪动着，我就看着他脚的起落，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前走。队伍中凡是白色的东西都给走夜路带来方便，一根白腰带，一个白背包，一块白毛巾，都可以看到人的晃动，作为指路的标记。”
茅盾等人北上时，正赶上日军对惠州发起第二次进攻。一行人只好在惠州附近的茶园联络站暂时隐蔽下来。
1942年2月13日，日军撤出惠州，顽固派的第一八七师重进惠州城。这是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过惠州的良机。
2月14日，农历除夕。早晨7时左右，文化人们吃过早饭，即离开茶园起程。大家一扫逃难以来的狼狈相：身材较瘦的茅盾西装革履，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身份是香港汇丰银行九龙分行的“副总经理”；张友渔身着藏青色厚丝长衫，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拿着文明棍，颇有“米行老板”的派头……女性则多穿唐朝旗袍，也有穿漂亮西服的。惠州区委书记蓝造负责一路护送他们，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有钱人‘身份’，遇到盘问，我会出来周旋。你们就一口咬定，不要躲躲闪闪、犹犹豫豫，以免被人看出破绽。”
黄昏时赶到了休息点。除夕夜，正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地下党员想办法搞了一些猪肉和地瓜粉丝炖了一大锅，炒了一大盘家常豆腐和两大碗青菜，还煮了一锅姜丝葱花鸡蛋汤。深夜1点多钟，第一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终于到达惠州城。“除夕，街上冷清清的，元旦，爆竹声也只寥寥数响。街上冷落是因为逃难出去的人还没大批回来，少数爆竹倒不是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紧缩到这一项，而是因为买不到爆竹。”（茅盾《归途杂拾》）
茅盾住在东湖旅店的2楼。这家旅店的3楼也住着一个特殊的客人：第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此人有一个爱好：搞女人。他怕外人知道，专门在旅店周围布置岗哨，除了他的亲信，的军警宪特和暗探都不敢随便进去打扰。地下党正是看中了这个优点，才租住了这里做联络站。
第二天，给大家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公开活动；二是要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文具收起来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连贯补充：“住在东湖旅店的文化人，说话、举动都要格外小心，时刻警惕楼上师长的怀疑。为了防止万一，茅盾等重要的文化人还是安排到东和行去住，不要住在东湖旅店。”
“东和行”是地下党的另外一个联络点，是农工党的产业，当时已不再营业，住宿条件很差，大家只能睡在楼板上。脱险的兴奋和春节的兴奋遇到一起，大家还是很高兴：茅盾夫人孔德沚下厨，烹饪了家乡名菜“风味鸡”，他们一道在东和行吃了一顿永生难忘的年夜饭。
2月17日，正月初三，吃过早饭以后，卢伟如和陈永便领着文人们来到惠州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的码头上船。这是一条走私船，有党政军要员做后台，谁都不敢来检查。
周恩来发来急电提醒：反动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查邹韬奋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也在寻找这批文化人。香港沦陷后不久，他们就调集特务加强侦察活动，并在一路上的酒店和旅馆里安插了不少特务。他们还在惠州搞了一个“港九难侨登记处”，等着进步文化人自己送上门来。
邹韬奋在惠州城住了一个星期后，游击队便安排将邹韬奋、胡绳等送到桂林。正在这时，周恩来发来急电提醒：反动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查邹韬奋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邹韬奋立即被护送到附近东江游击区的梅县乡下隐蔽起来。“部队考虑为了安全，就把我们这一批人又转移到阳台山上去。阳台山位于宝安的西北面，距离龙华圩不远，地方比较隐蔽，可以防备日军和顽军的袭击，从此我们就又和阳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新建了两座较大的草房，每座可住二三十人，我们只占用了一座，另一座供吃饭和休息之用。我的铺位正好和韬奋的铺位相对。”（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胡绳在《关于东江纵队的一点回忆》中记载：“当从香港出来的人几乎全数都已离开纵队时，他（邹韬奋）还留在那里。我也因工作在那里逗留较久。韬奋同志和我，还有尹林平同志一起离开纵队司令部。林平同志是纵队政委，他带病操劳，当营救任务完成时，才离队去休养一个时期。我们一起走到某一个村子里，共进了一顿有一盘炒鸡蛋的午饭后，三人就分路了。”
当时，住在阳台山上的人，除邹韬奋及夫人和子女外，还有沈志远（哲学家、经济学家）夫妇、于伶（现代剧作家、影剧导演）夫妇、胡绳夫妇、叶籁士（现代语言学家、出版家）、袁水拍(时任《抗战文艺》编辑）、高汾等许多人。为了尽量减小目标，他们一大早就出门，到野外“游览”，午餐就在外边吃自带的干粮，天黑了才回到住处。他们有时假扮成游人，到惠州西湖泛舟，有时装成香客，到山中古寺拜佛敬香，有时来到密林丛中席地而坐……没有其他人的时候，邹韬奋就给同行的游击队员讲评世界大事，分析社会动向，甚至对着的报纸指指点点，连批判带讽刺Bwin必赢唯一方，“将顽固派的虚伪、腐败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
就这样早出晚归，邹韬奋在惠州待了十来天，度过了战火纷飞中一段难得的闲适时光。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认为，撤退文化人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本文根据广东省惠州市政协编辑的《惠州文史辑录：香港秘密大营救在惠州史录》综合编写。实习生李晨菲对本文亦有贡献。）